托马斯·图赫尔的超越失当行为是正题，索斯盖特主义是反题——我们是否终于达到了某种难得的成熟？2016年至2024年间，英格兰以及它在西班牙南部、阿尔加维和芭堤雅那些“准殖民地”里的追随者，与一个来自克劳利、年过四十的男人陷入了一段充满毒性的恋情。他嗓音沙哑，眉头紧锁，偏爱玛莎百货自有品牌商品，也偏爱一种和解式的自由主义。
即便如今从《亲爱的英格兰》那种带有修正意味的视角回看，加雷斯·索斯盖特似乎始终没能真正成为“那个人”，像尼尔·金诺克或阿尔·戈尔那样的人物。但如果把他写成一个始终“缺乏灵性”的官僚，也并不公平，因为索斯盖特一旦下定决心，也确实有能力把英格兰带到彻底崩溃的边缘，甚至更远。
在索斯盖特那种谨慎的、“伙计们，别忘了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式管理下，英格兰变成了一个没有舵手的共和国，沉浸在一种略带戏谑意味的狂喜中。每隔几年，这种集体自律就会在泡沫、焰火、旗帜、临时交通工具以及围绕杰克·格里利什的争论中彻底瓦解。大多数时候，人们都觉得索斯盖特控制不住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局面。他那些呼吁冷静的请求，就像黑色星期五时宜家卖场区域经理的喊话一样，无人理会。
比赛期间，英格兰的情绪像脱缰野马，时而狂乱，时而讽刺，时而伤感，时而堕落，时而固执，时而怀旧。那种情绪扑腾不止，像被困在货车后厢里的鸽子。那几年里，英格兰球迷失去了理智，也失去了对足球本身的掌控，沉迷于“站在巅峰”的感觉，甚至到了自恋的地步。赛后，他们又会清醒过来，要求一位“正经”的主教练；可到了下一届大赛，他们又会重新爱上索斯盖特。然后，他离开了。四届大赛，零座奖杯，留下无数回忆和疑问。英国脱欧最终并没有被逆转——尽管加雷斯显然希望如此——但英格兰足球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回来了”。
如今，我们正身处一个截然不同的英格兰足球现实之中。球队已经踢了5场世界杯比赛，气氛却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热起来。图赫尔执教初期，球队氛围与索斯盖特式的严肃教条截然不同：沉着、明确、世俗，也更清醒。曾经在贝尼多姆酒吧里高唱《甜蜜的卡罗琳》的喧闹，如今被充满希望、令人振奋的《奇迹之墙》取代。曾经那些拿哈里·马圭尔喝烈酒、脑袋“大”来开玩笑的歌曲，也被一首斯汀作品的混音版替代了。
这当然也可能与本届世界杯本身有关：开球时间偏晚，人们对这届“让美国再次伟大”世界杯心存不确定，赛事规模又格外庞大。但也可以从别处寻找原因，比如相对陌生的后防线、科尔·帕尔默受到的冷落，以及图赫尔那种冷酷而务实的态度。参加这届比赛之前，感觉就像是被要求去受苦。随后对阵墨西哥的比赛到来了。这场与东道主墨西哥队的较量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双方来回拉锯，最终也让英格兰球迷看到了图赫尔最擅长的东西：全力以赴，拼到最后，孤注一掷，绝不放弃。
场胜利之后，一种释放感随之而来——当然，数千万球迷在赛后那种兴奋又困倦的状态，无疑放大了这种感觉。几个小时之内，第一批表情包就出现了，人们也第一次真正拥有了关于这届世界杯的共同记忆：约翰·斯通斯在“海洋海滩”跳着展示肱二头肌的舞，乔丹·亨德森在极度兴奋中摔断了手腕，乔丹·皮克福德和丹·伯恩扮成十字军的人工智能恶搞视频，以及变成青蛙的哈里·凯恩。仿佛一种共同的情绪、一种共同的审美、一种共同的声音和闪光，终于降临了。
这届墨西哥世界杯带来的反应，虽然没有索斯盖特时代那样轰动，却似乎确实让公众更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英格兰情结”和“英格兰味道”。周一清晨，从酒吧步行穿过伦敦南部时，在蔚蓝色的晨光里，可以听见公交车司机没完没了地按着“咚咚咚咚咚咚”的节奏鸣笛，还能看见一个年轻人站在肯宁顿巷一辆飞驰掀背车的天窗里。
有人认为，也许现在是时候接受这种混乱了。英格兰跻身四分之一决赛强队之列的前景，似乎突然变得相当光明。哈里·凯恩看上去很有希望在本届赛事中夺冠，裘德·贝林厄姆平息了与Talksport的争论，安东尼·戈登那种像“走鹃”一样的踢法，也开始显得有意义了。
也许，下一场对阵挪威的比赛才会真正把一切彻底点燃。到那时，路灯杆可能都会被压弯，球迷们会迫不及待地拉低短裤，等待第一道焰火升空。但站在英格兰面前的，是他们最强大的“养子”之一：埃尔林·“布劳特”·哈兰德。他出生在柴郡绿树成荫的郊区。那时，他父亲还在曼城效力，而曼城尚未得到石油资本加持。他从小看着《今日比赛》长大，也耳濡目染父亲带回家的乔治·格雷厄姆式战术，如今已经化身为席卷赛场的王者。
击败哈兰德的重要性，几乎不亚于击败挪威本身。排在他前面的名字还有姆巴佩、亚马尔和梅西。但不知为何，他们似乎都不如一个会觉得把挪威踢出世界杯是一件极其有趣的事的人那样令人畏惧、那样咄咄逼人、那样引人注目。图赫尔迄今为止最大的成就，就是让英格兰彻底摆脱了自卑和嘲讽的阴影。但他也很幸运，不必像前任那样承受那些艰难的场外问题。
图赫尔不需要回答这类问题。部分原因在于，他已经确立了自己作为德国人的形象——不唱国歌，也照样可以把工作做好。但更重要的是，英格兰足球如今更有自信了。这部分可以归因于小报压力几乎彻底消失，也因为“萝卜头”或“牙医椅”那类事件不再发生。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一些激进民族主义团体已经不再把足球当作主要的招募场域。
这并不是说汤米·罗宾逊的游行里看不到足球球衣，也不是说汤米·罗宾逊的支持者不看英格兰比赛，而是说，这两者如今似乎已经不再紧密相连。事实上，许多右翼X平台账号如今更爱说的是：“成年男人应该出去为国家而战，而不是支持一群踢球的百万富翁。”他们不再热衷于争论谁算英格兰人、谁不算。
今天，英格兰甚至可以聘请一位德国主教练，而反对者只能蜷缩在谈话广播最阴暗的边缘地带。可以想见，如果英格兰出局，这种局面很可能会令人沮丧地发生变化。但看起来，这支英格兰队确实已经超越了那些围绕身份认同的争论，能够作为一支足球队来表达自己，而不再是某种受困身份的延伸。如果说足球极端主义是正题，索斯盖特主义是反题，那么综合之后的结果，似乎是英国公共生活中极为罕见的一样东西：成熟。
周六，图赫尔完全可能被哈兰德踢得难堪；他最终的执教成绩也仍可能远逊于索斯盖特。但人们仍有一种感觉：足球之外的许多战斗已经打完了，球队大概终于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了。问题不再是前锋腿上的纹身，而是前锋的双腿本身。这大概正是索斯盖特一直以来真正想看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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