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条看似毫无关联的新闻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对照。一边是欧洲议会再次炒作涉华议题,将中国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污蔑为所谓“同化少数民族”。另一边,则是一部名为《给阿嬷的情书》的潮汕题材电影悄然走红。影片中,一群漂泊南洋的华侨哪怕身处异国、穷困潦倒,也要咬牙筹钱办华文学校,坚持让下一代学中文、写汉字。

电影里有一个动人的细节。女主角谢南枝在泰国长大,最初甚至不会中文。但在华文教育影响下,她开始学习汉字、学习写信,后来甚至代替郑木生给中国老家写“侨批”。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行船入夜,恰江上升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通过这一封封家书,她逐渐进入了中国人的情感世界。这也是为什么东南亚很多华文学校是海外侨胞靠募捐、义卖一点点攒出来的。没有人逼着他们学中文,但他们排除万难也要自发地学中文。因为在异国他乡,家乡的语言文字就是“根”,一旦语言文字断裂,“家”就真的不见了。

有了语言文字的“根”,一个群体的力量才能滋长汇聚。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讲到,仓颉造字之时,“天雨粟,鬼夜哭”。鬼之所以会哭,是因为文字让人类能够记录天地、积累知识、延续文明,鬼神赖以掌控世界的“秘密”从此被人类掌握。中国古人很早就意识到,文字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文明秩序的根基。因此,中国自古就高度重视共同语言文字。周代有“雅言”,秦代“书同文”,汉代称“通语”,明清称“官话”,今天则是“普通话”。这些名称虽不完全相同,但背后逻辑一以贯之:一个超大规模共同体需要共同语言来维系理解、交流与认同。

相反,西方文明最古老的神话之一——《圣经》记载了一个“反面案例”。传说中,人类原本说着同一种语言,于是能够齐心协力建造一座“通天塔”。上帝担心人类因此拥有过于强大的力量,于是“变乱人的口音”,让人类彼此无法理解。最终,巴别塔崩塌,人类四散。这两则东西方神话背后隐含着同样一个深刻的认知:共同语言意味着强大的共同体能力,而语言混乱则意味着分裂、隔阂与共同体瓦解。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事实上,中国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视从来不只是文化问题,更是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经验的一部分。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时,都对中国早早形成的“文书行政”体系感到震惊。从秦代开始,中国便逐渐建立起依靠统一文字、统一法令和庞大文书系统运行的国家治理模式。政令传递、户籍统计、赋税征收、司法管理、地方治理等都需要建立在共同语言文字基础之上。正是这种高度成熟的文书行政体系,使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能够维持一个超大规模统一国家内部的信息流转与行政运转。而与此同时,欧洲却长期难以做到这一点。在中世纪欧洲很长时间里,识字能力主要掌握在教会和少数精英手中,各地语言分裂严重,国家治理高度依赖封建领主与“流动宫廷”。直到11世纪以后,随着大学兴起、教会文书体系扩张以及各国行政能力提升,欧洲国家才逐渐摆脱这种局面。某种意义上,统一语言文字所支撑的“文书治理能力”正是中华文明能够长期维持超大规模统一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社会协同能力与文明延续能力的重要基础,是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56个民族、广阔疆域的国家而言,共同语言文字只能不断加强,而不可能主动削弱。

那么,是否意味着真正成熟的国家治理要为了“统一性”而放弃“多样性”呢?并非如此。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一部大量使用潮汕方言的电影,许多观众虽然不会讲潮汕话,但依然会在电影院里落泪。电影中的华侨讲着潮汕话,写着汉字侨批,方言维系着乡音,汉字让乡愁得以书写、保存、代代相传。观众共鸣的正是这种通过文字延续下来的情感。中国现有语言130余种,分属多个语系,各民族历史上还曾先后使用过约60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字。这些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了各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为中华文化自信提供了源头活水。因此,中国对于语言文字的理解从来不是简单的“单一化”,而是在尊重和保护多样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能够彼此理解、彼此沟通、共同发展的公共空间。从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侨批里的乡愁,从巴别塔的崩塌到今天欧洲深陷认同撕裂的现实,人类早已反复证明:语言文字是记忆的载体、文明的根系、共同体的纽带。没有共同语言,没有相互认同,一个共同体终究会慢慢走向分裂。而一个拥有14亿人口、56个民族的超大规模国家,比任何人都更需要守护这种“共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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